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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指数结果显示，中国在“教育过程”维度以28.69分高居全球第一，充分体现我国在STEM教育规模、质量和师资方面的强大优势。目前，我国的STEM毕业生总数达到277万，占毕业生总数的49.7%，该比例居世界首位。在基础教育阶段，中国学生在PISA 2018数学与科学成绩测试中表现优异，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中也长期保持领先。在“成果与影响”维度，中国以37.46分位列第二，紧随美国（38.43）之后，在科研产出方面表现突出，STEM领域的年度发文量占全球的23%，活跃学者数量居全球首位，科研论文被专利引用占比增长迅速，增速亦为全球第一。然而，在“政策与资源”维度，中国排第17位（19.32分），显示出我国在STEM教育投入与资源配置仍有提升空间。这种投入有限但产出卓越的发展格局，成为全球STEM教育格局中具有鲜明特色的“中国模式”。

　　“中国模式”的成功可以归结为三个关键因素：制度协同、人口红利和技术助力。从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到地方和学校的协调配合，中国在推动STEM教育方面实现了中央、地方和学校的“三级联动”。国家通过《教育信息化2.0》和“双减”政策，推动科创后备人才的培养；省级政府通过调整“新高考”科目权重、实施强基计划等举措，将STEM人才选拔前置至高中阶段；而优质高中与高水平大学的贯通培养机制，促进了学科竞赛、科研实践和大学先修课程的有机结合。此外，中国庞大的同龄人口基数使得在线实验课程、虚拟仿真实验室等教育资源的边际成本接近零。例如，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线一年后，STEM类资源访问量突破160亿次，相当于为每位中小学生提供240课时的“数字实验课”。中国还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5G+光纤双千兆网络，98%的中小学配备了多媒体教室，73%的学校已建立了校级STEM创新实验室。人工智能、虚拟现实和开源硬件的大规模应用有效弥补了生均经费不足，提升了教育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。

　　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，中国在进一步提升STEM教育的影响力方面仍面临几项挑战。首先，生均经费不足和高水平科研平台的缺乏限制了原创性科研的发展。中国在QS前100高校中的数量仅为6所，远低于美国的32所，而生均经费也仅为美国的1/6，这导致高水平实验室的可及性和更新率受限。其次，中国在STEM领域的国际合作发文占比仅为20.3%，远低于新加坡（74.3%）和瑞士（72.9%），活跃学者的流入率也较低。这一问题加剧了国际人才流动的难度，制约了中国在全球科研网络中的影响力。

　　联合国在《变革我们的世界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》中明确提出要“确保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，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”。在这一宏观框架下，STEM教育被赋予了推动数字素养、绿色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特殊使命。近年来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推动把STEM教育纳入全球教育治理议程，强调其在缩小教育鸿沟、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性别平等等方面的重要作用。这标志着全球教育治理从普及化和基础素养阶段，进入到以能力建构和创新驱动为导向的新阶段。

　　在全球范围内，STEM教育最早由美国提出并系统化推进。20世纪80年代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将科学、技术、工程与数学整合，提出STEM教育的框架，并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层面持续推动。美国的核心经验在于打通教育链与产业链：从K-12阶段普及科学探究，到大学阶段强化科研训练，再到企业和国家实验室深度参与，实现了完整的人才培养通道。欧盟在“地平线欧洲”框架下，把STEM教育与绿色转型、数字经济紧密结合，强调跨国合作和知识共享。德国依托“双元制”职业教育，把工程技能与产业发展直接对接，凸显技能型人才在国家竞争力中的作用。日本通过“超级科学高中”计划，在中学阶段引入科研项目和跨学科课程，强化科学精神与创新思维。韩国和新加坡则更加突出STEM教育与产业升级的结合，尤其是ICT和人工智能领域，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路径。可以说，在主要经济体中，STEM教育已经成为维持长期竞争优势的国家战略。

　　综合来看，全球教育治理中的STEM教育新议程至少包含以下几个核心要素：第一，建立全球性的协调平台，推动信息共享与政策对话；第二，形成标准化的课程框架和评价指标，便于跨国比较和经验交流；第三，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，尤其是在师资培养、资源供给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；第四，推动教育公平，重视性别平等和的参与；第五，促进教育与产业的联动，使STEM教育能够直接服务于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转型。这些要素，既回应了发达国家维持竞争优势的需求，也回应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权的诉求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上海设立国际STEM教育研究所，正是这一新议程的具体体现。它意味着国际社会正在尝试把零散的国家实践转化为全球机制，把经验性知识转化为制度性供给。对中国而言，这既是机遇，也是挑战。机遇在于，中国可以通过分享经验和参与规则制定，提升在全球教育治理中的话语权；挑战在于，中国自身在STEM教育中仍存在“高均值—低方差”的结构性矛盾，拔尖人才的创造力不足，创新生态尚未完全成熟。未来，中国能否在自身改革的同时，推动STEM教育成为全球公共产品，将直接决定这一新议程的成效。

　　近年来我国不断推进STEM教育改革，但仍面临课程碎片化、学段衔接断裂、实践教学薄弱等问题。相比之下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探索走在前列，构建了贯通小学、中学、大学的“全链条”育人体系，成果令人瞩目。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（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,PISA）中，新加坡学生数学、科学和阅读得分均位居全球第一。透视其教育体系可以发现，从早期兴趣启蒙到高阶创新实践，新加坡为STEM人才培养设计了一条清晰且连贯的成长路径，值得我们深思与借鉴。

　　新加坡的STEM教育始于小学阶段，但其重点并非知识灌输，而是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探究精神。新加坡教育部在《科学课程框架》中提出“以探究为核心”的理念，引导学生通过实验、观察等方式理解自然世界的基本原理。同时，该阶段的STEM课程内容生活化、趣味性强，如安排学生前往“新加坡科学中心”参与互动式科学活动，或在课堂中引入编程与机器人体验课程，让孩子在“玩中学、做中学”。在这一阶段，学校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表达力、合作力与同理心，为后续学习打下人文与科学兼备的基础。

　　进入中学后，STEM教育从基础知识走向更深层次的跨学科整合。新加坡在各类中学中广泛实施“应用学习计划”（Applied Learning Programme），鼓励学校围绕真实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。例如，以城市交通、健康科技、环境保护为主题，组织学生进行项目设计与团队研究。这些实践活动不仅增强了学生对科技的理解，更锻炼了他们沟通协作、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。此外，新加坡还设有科技设计中学等一批“特色课程学校”，学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在中学阶段就参与工程设计、编程实践等深度课程学习，通过接触实际的工程与设计项目拓展专业潜能。

　　大学阶段是STEM教育的“高阶段”。各高校通过“跨学科协作课程群”与“自主设计课程模块”等机制，鼓励学生打破专业壁垒，自主构建学习路径。例如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开设“计算思维”课程，引导学生用系统性、逻辑性的方式理解复杂问题。南洋理工大学则将人工智能、社会创新等主题融入工程教学，培养学生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。此外，大学普遍重视与产业的联动。科技设计大学通过“设计实践项目”引入企业真实课题，让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提升创新力。这种校企协同的育人机制，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就业能力，也为国家科技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。